第31章 樊增祥

樊增祥(1846一1931),字嘉父,号云门,别号樊山,湖北恩施人,清末政要,文坛名流。

樊增祥的高祖樊尚彬，原为四川三台县人，曾任广西右江镇总兵。曾祖樊继祖,为清副将,嘉庆元年(1796)驻守施南,后升为施南协副将;嘉庆三年升为浙江镇总兵,后死于职所,回葬恩施。从此,樊氏子孙即入籍恩施。祖父樊从典,曾任宜昌府中营游击。父亲樊燮道光十一年(1831)袭一等轻骑都尉，道光二十六年任宜昌府中营游击,咸丰元年(1851)调任广西道,途中为“长毛”(太平军)所阻,留居长沙;后因在礼遇上与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府的左师爷(左宗)有隙,被朝廷革职回恩施。

樊增祥自幼聪颖,四五岁时由其母徐氏启蒙课读,就初识音韵、四声。他9岁人私塾时,已能背诵上千首古典诗词,12岁便能作诗、填词,人称“神童”。咸丰九年,14岁的樊增祥随忍辱含垢的父亲回到恩施老城梓潼巷旧居。其父因受当时官场重文轻武习气委屈于心,为伸其志，遂严命儿子苦读经书,求取功名,为他兄弟俩在正屋南侧修了一间两层作读书用的角楼。咸丰十一年虽全家回宜昌,樊增祥仍苦读不迨。不久,樊增祥参加院试中秀才,名列榜首。同治六年(1867),他赴省参加乡试中举人。光绪三年(1877)春,到京城参加会试中进士。光绪五年冬,翰林院庶常馆“散馆”时,他被列入“榜下即用知县”。光绪六年,他在吏部选县司注册,后历任宜川、咸宁、富平、长安、渭南等地知县。

光绪二十六年,樊增祥受命南下皖北募兵,抵御外犯。避难西安的慈禧认为樊增祥“置身清要”,“智数过人”,不久便召回，降谕府主,曰:“自今机要文字,可令樊增祥撰拟,乃当秘之,勿招人忌也。’樊即走马上任,在政务处充当“提调”,负责军机处的“缮写谕旨,记载档案,查核奏议”等机务及办理“每日晋见皇帝和商承处理军政要务”,以面奉谕旨的名义,对各部门、各地方负责官员发布指示等,时达半年有余。光绪二十七年六月,他先后任陕西省臬司、藩司,不久，便随慈禧从西安出发,回到北京。光绪二十八年他再次任提调,负责朝廷科举制度改革,将陕西、山西两省考场合并,处理内务并亲临监试,前后半年有余。他在自己刻印诗集扉页上的那份手迹诗“自有高歌动鬼神,樊英才调信无伦。谁说北地多浮响,未许东川说替人。一人蓬莱依日月，七传弓剑照麒麟。如今小试神明宰，种稻公田为养亲”就记录了这件事。光绪三十年,他又调任江宁布政使,先负责江苏、江西、安徽三省财粮、赋税、人事,后全面负责军、民政要。

民国元年(1912)一月一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布成立,清帝溥仪被迫退位,樊增祥随部分在江宁的满清官员退居上海，自称“遗老”,不久又转程天津,后定居北京。此后,虽任过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参政院参政,后除职退居民间,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民国十一年后,为了生计,他曾给比自己小38岁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当文、词老师，给其修改《宇宙锋》、《贵妃醉酒》、《霸王别姬》、《洛神》、《游园惊梦》等剧本的道白与唱词,对梅兰芳在京剧上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获得高深的艺术成就,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

樊增祥的一生，走的是仕途经济兼文人生涯的道路，先在取得功名之后，云游海内,广交朋友，后又作过幕僚、地方官员、朝廷重臣,但诗词创作却伴其一生。他从12岁开始写诗,到86岁死去,足足写了 75 年。从24岁到64岁的40年间,是他诗词的高产时期,几乎每日必有诗。他一生写有3万多首诗词,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鲜见的高产诗人,其一生,也以诗名世。现今留有《樊山文集》(清光绪癸巳孟冬于陕西渭南县署开雕木刻本)15册、60余卷，分为《樊山集》、《樊山自叙续集》、《樊山时文》5个部分,收有诗词近万首,骈文百万言。其诗“欢娱能工,不为愁苦之词、艳体之作”。李慈铭说他“诗第一",而且“词第一”,“骈文第二”,是中国近代文学的“大家”,是“同辈中高才博学者”。其诗词受唐诗、宋词的影响较深,擅用典,讲究对仗,词句艳丽;七律居其八九,次韵、叠韵之作尤多。他的3万多首诗词中,最有名的要数长篇叙事诗《彩云二曲》并序“最工”。他的诗论,提倡以清新为主,不拘宗派,且主张个性鲜明。他曾言:“权家在于少治众,兵家在于轻制重,诗家在于异制同。”其骈文短小精悍，言语华丽,铺排自如,多有文采,颇显气势。

樊增祥交友甚广,在清末民国初的文坛上,负有盛名。他与周树模、左绍佐称为“楚中三老”,与易顺鼎一起被誉为两湖诗坛的“两雄”,与陶子珍、袁爽秋往来密切,有“李樊”“陶樊”、“袁樊”之称。他是中国文学史上“中晚唐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