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15章 朝归倭附(十三)后车之鉴

“白银千余万两，黄金三十万两”，那时西方尚未进入大航海时代，海洋贸易的获利就已经如此惊人。正是看中这自唐宋以来海外贸易的庞大收益，朱棣继位后，重建了曾因倭寇侵扰废弛的市舶司，建较为完备的海外贸易管理体系。

万事俱备后，明廷以郑和为使，率领船队穿梭于各国之间，打着赍赏的旗号开展官办贸易，为“靖难”后百废待兴的大明打通了条经济输血大动脉。通过将瓷器和丝绸等中国高端产品贩卖海外，大明攫取了巨额的商品差价利润。

在郑和船队购置带回国的主要货物为胡椒和苏木，依《瀛涯胜览》记载，胡椒在其产地苏门答腊岛的价格仅为0.01两/斤。据《明会典》记载，胡椒在洪武年间的国内市值达0.2两/斤，差价十倍于产地！

胡椒并不占多少空间，因此即便是加上运费，利润也十分可观。谁能说大明上层只是单纯地想着“满自的穷奢极欲”，无视这巨大的利润空间呢？这本万利的意，正是有赖于郑和下西洋才能做成。

由此可见，郑和下西洋非但不是“不敷出”的赔本意，反倒是为大明王朝带来巨额财富。

严从简在其《殊域周咨录》中语道出了下西洋的“多赢”效果：“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国用亦羡裕矣。”下西洋对于经济以及国家财政的裨益，于此可见斑。

更加重要的是，郑和下西洋不仅直接给朝廷带来了巨大收益，且还给地方带来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溢出效应，带动了不少地方经济的发展。

以郑和下西洋的出发地苏州府太仓州为例——“和等自永乐初，奉使诸番，经今七次。每统领官兵数万人，海船百余艘，自太仓开洋。”

按照郑和亲的《通番事迹之记》碑中记载，郑和七次下西洋全部是由太仓刘家港出发，每次也都以刘家港为返航的收泊地。

郑和使团不仅带回了西洋各国的奇珍异宝、特产品，也将批批外国使团迎来送往，将大量的中华物产输向世界各国。

这样一来，太仓的刘家港不但是东南沿海的重要港，也成了明廷对外交往的岸。明人称颂其盛况道：“今永乐承平之岁，薄海内外，靡敢不服，九夷百番，进贡方物，道途相属，方大船，次

后来清人追溯其繁荣景象道：“是时西洋贡船络绎不绝，咸欣其便，遂称为天下

因下西洋受益的不是个太仓，实际上在大明版图内，江南乃至岭南许多地方的经济迅速受到下西洋的带动效应影响。

比如说，当时的佛山便从“孤村铸铁”成为商品运转中。些需要从国外进的日常用品，由奢饰品价格降为了日用品价格。自永乐朝起，在朱元璋时期秉承海禁政策的明朝，不过十年时间，迅速出现了东南经济繁荣的景象，郑和下西洋显然功不可没。

由此种种，高务实得出很明确的结论：大明通过郑和下西洋的官营贸易获得了巨额财富。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获得了大量财富，还带动了相关地区、相关产业的发展，那它后来到底又是如何难以为继的呢？

其实这个问题解答起来倒也不难，尤其是对于经历过红朝国企改制时代的高务实来说，这题简直是送分题。

郑和下西洋属于官方垄断经营活动，根本就不尊重经济规律，味由皇室独占海外贸易的收益，不给私人海商和豪强贵族分杯羹的机会。

再加上不能正确应对海外贸易带来的商品过剩问题，皇帝简单粗暴地采取“折俸”段，导致朝廷官员不但没有从海外贸易中获益，反因此利益受损。就这样，不同阶层利益集团之间的分配不均衡，最终导致郑和下西洋被丑化为“劳民伤财”之举，直到偃旗息。

高务实认为，这个问题具体而言大概有三点比较重要：

其是郑和下西洋带来的贸易收益主要惠及皇室，而对民间计多有影响。

从郑和船队带回来的货物来看，大都是苏木、胡椒等奢侈品，这些物资基本上只能供上流社会消费和把玩，难以有直接的投产出。

这也就是宣宗时期还在做车驾郎中的刘大夏敢于公然质疑郑和下西洋举动的理由：“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回，于国家何益？”

此外，郑和下西洋产了极大的社会影响。由于大量白银和黄金通过贸易顺差流大明，其在解决中国自唐宋以来贵金属紧缺问题的同时，也使得永乐年间货币贬值近30%。

同时，由于造船任务繁重，使得南方造船地区的匠户大量逃亡，南京区域的船匠户甚锐减了四分之三以上，在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计——之前说高务实造船的工匠支出远高于朱棣，从这儿也可以证明。

同样，这也就是宣宗时期在罢下西洋的同时，朝廷下诏“凡采办、买办物件并打造海船木植物料等项营造物料悉皆停罢”的原因，也就是的确对民间、对匠户的压迫和伤害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