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陈连振陈宗瑜

陈连振(1878一1931),又名海生;陈宗瑜(1901-1929),陈连振长子,湖北鹤峰人。父子皆初为邬阳关神兵首领,革命烈士。

陈连振幼时家境贫寒，读书用功，原想通过仕途进取而有所作为,但是屡试不第,遂回家乡以教书为生。

民国十三年(1924)秋,当地恶霸黄某催租逼债侮辱邻女,寡妇尤氏含愤自杀,其亲属敢怒而不敢言。陈连振仗义执言,为被害人写状伸冤,因证据确凿,群情激愤,县衙被迫处罚了黄某,乡邻为此拍手称快,而黄某则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民国十四年,建始地方团防区队长、“海湖会”头目曾某霸占民女,被害人陈学孝向陈连振哭诉求救,他慨然相助,争取另一“海湖会”头目里应外合,杀死曾某,后被县衙扣押，逼他以1200元银元赎身，为此陈连振倾家荡产，一贫如洗。不久,土豪又唆使一伙军阀士兵,闯入陈连振家中抢掠财物，甚至强剥他身上的衣服。他忍无可忍,奋起反抗,闻讯赶回家中的陈宗瑜见状,怒不可遏,持梭镖刺死匪兵一名。陈连振再次被捕,被投入恩施监狱,不久越狱逃回邬阳关秘密组织“巴建鹤同心会”③,串联穷人,拿起武器同官府对抗。民国十五年十二月，他聚合200多穷苦青年农民组织起“神兵”,公开提出“抗捐抗税,抗夫抗兵”的口号,要求每一个加入的人发誓:“一不贪财，二不奸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此后多次同地方反动武装战斗而互有胜负。民国十五年为扩充力量，寻求出路，陈连振将自己的队伍编入当地地方武装王文轩的“农民自卫军”。不久,王文轩设圈套解除陈宗瑜等人的武装,陈宗瑜等苦战逃回邬阳关。合编之事不但没有扩充实力,反而丢掉了原有的枪支,陈连振怨愤交加,从此闭关自守,有事为兵,无事为民,同军阀、团防势不两立，频繁交战。

民国十七年春，中共鹤峰党组织派人去做神兵的工作，接着又派吴琛、范松之加入神兵,从事争取工作,陈连振均予积极配合。十二月下旬，贺龙率工农革命军转战鄂西南，于民国十八年一月二日到达邬阳关斑竹园。贺龙当夜约陈连振在斑竹园会谈，陈欣然赴会。贺龙向陈连振父子介绍全国革命形势,宣传工农武装割据、实行土地革命的道理,明确表示:希望陈连振率部加入工农革命军。陈连振毅然同意,还风趣地说:“你叫贺龙,我叫海生,你就是龙,我就是海,龙入大海,定要搅得反动派安不住身。吃了秤砣铁了心,我的人都交给你了!”民国十八年一月，邬阳关农民自卫军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特科大队”,陈宗瑜任大队长。一月七日,贺龙亲自授旗,同时发布进攻鹤峰县城的命令。当夜,以特科大队为前锋,工农革命军于两河口巧摆“火龙阵”,智取险隘观音坡,直抵威风台下。县城守敌凭借又高又厚的城墙和堡垒负隅顽抗。陈宗瑜带领神兵,号角齐鸣，在工农革命军的掩护下,奋勇登城,迅速攻占县衙,解放鹤峰县城。其后,陈连振父子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巩固发展苏区的斗争。民国十八年二月，特科大队在鹤峰杜家村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四团,陈宗瑜任团长,陈连振在邬阳关以“大道会”的名义继续活动,不断发动群众,扩大地方红军武装。同年,参加了以抗击湘鄂边九县团防武装近20000人联合“围剿”的战斗,战功卓著。民国十八年十月六日，红四军在桑植章耳坪与敌突然遭遇，被围在峡谷中。陈宗瑜为掩护军部突围,率红四团与红一团协同作战,抢占制高点时,壮烈牺牲。同月,贺龙在鹤峰县城亲自主持了陈宗瑜、贺桂如(红一团团长)二烈士的追悼大会，号召全军将士向烈士学习，英勇战斗。

当时,陈连振已年过半百,但他并未被丧子之痛压垮,当贺龙向他表示慰问时,他情绪激昂地说:“你放心,虽然两个儿子都死了,但是我能跑,也能打,还能跟团防拼!”同年十二月，他出任红四军第五路指挥，成为当时湘鄂边年龄最大的军事指挥员。他率领五路军长期活动于湘鄂边界，联合巴建鹤地区游击队同敌军作战。红四军东下洪湖后，他承担了湘鄂边苏区东北线的防务。陈连振老当益壮,日夜奔忙,五路军愈战愈勇,群众亲切地叫他“老指挥”。短短几个月时间,五路军扩大到4个团,2000多人,在反“围剿”斗争中连战皆捷，声威大震。

民国十九年四月,红四军东下时,决定消灭五峰、鹤峰边界上最大的“拦路虎”孙俊峰团防,陈连振奉命率五路军负责在东线阻击，防止孙部逃窜。四月二十五日凌晨,五路军在东线主动出击,配合主力总攻，经数小时激战，率先占领团防老巢麻坑。孙俊峰率残部突围。陈连振不顾山路崎岖,率部追击,在红溪坪截获孙俊峰及其子孙子瑞等。

民国二十年一月，陈连振因在地方政权建设问题上同当时县委特派员发生严重分歧,受到对方诬陷,被邓中夏作为“改组派”拘押，后被处决,红四军第五路军随之解散。民国二十二年一月,红三军重返湘鄂边，贺龙在邬阳关当众宣布陈连振为错杀，他号召红军官兵要像陈连振父子那样忠诚于革命。解放后，邬阳乡人民政府将陈宗瑜墓迁到邬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