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困境与父女离别

当他们来到酒店大堂，各国记者们已经安静下来，大家有序地排着长队，酒店门外停了两辆大巴车。

“什么情况了？”任安宁踮起脚尖张望着酒店门外，悄声问正在排队的香港F- TV记者阿凯。

阿凯高高的，白净帅气，戴着圆圆的小眼镜，由里而外散发着一种文弱书生的气质，他半掩着唇，操着一口浓重的港式普通话，小声回答：“听说是空投火/箭/弹，大家抗议媒体局干涉新闻自由，媒体局压不住了，答应带咱们外出采访”。

“真的？”任安宁感到不可思议。

这一个星期来，媒体局只安排了两次外采。

记者团好像是被媒体局驱使的棋子，应邀去录制一场有剧本的舞台剧，被采访对象都是他们安排好的演员；而记者们自主提交的采访申请，均被媒体局不予回应。

“真的，快去排队”，阿凯温柔地说。

很快，新闻官巴德先生打完电话回来，他和负责酒店安保的切诺快速说了两句什么，切诺就开始招呼大家上车。

任安宁提着一台小型机器，切诺注意到后，笑呵呵地跑过来帮她提上车。

任安宁对切诺连连道谢，虽然切诺带领七八个人负责酒店的安保，可他看上去也只有十五六岁的样子，浓眉大眼，睫毛卷翘，眼神中看不出什么苦痛，反倒是透着憨厚顽皮和模仿来的成熟。

刚开始任安宁想不明白，为什么在这战乱、贫瘠、死伤无数的地方，切诺还能笑得那么纯真呢？

后来任安宁明白了，因为他们早就对枪声巨响、绝望死亡习以为常，战争就是他们的生活，就像我们饿了吃饭，渴了喝水，青春期有爱恋的男孩女孩一样正常。

大概每天重复同一件事，会深刻也会麻木，会熟练也会漠视。

萨尔国常年战乱，国家没有对青少年的保护措施，也没有十八岁才成年、十八岁以后才可以参加社会劳动的规定，所以像切诺这样的孩子从小就为他的主家效劳。

任安宁挨着阿凯坐下来，大志因为要搬大一些的采访机器，直接从后门上车。

车子启动，任安宁偏头看着窗外的景色。

纳卡是萨尔国的首都，道路两旁没有高楼，没有绿树，没有鲜花，没有小鸟，甚至没有人类。

有的只是密密麻麻的弹孔、崩塌倾倒的墙体、灰败破碎的瓦砾、歪七扭八的钢筋和电线，还有干涸斑驳的血迹，满目疮痍这个词不再只单薄于书本，而是在任安宁的脑海里有了具体。

汽车在颠簸不堪的路上行驶了一段时间，离冒烟的废墟越来越远，终于看到没有被炸毁的街道。店铺紧紧关着门，一切都了无声息，偶见一两个平民沿着墙边溜缝而过，在自己的家园上，他们胆怯到不敢多张望一眼。

再接着，车窗外的人影渐渐多起来，记者们终于反应过来，车子在往炸点的反方向开，他们在离第一线新闻越来越远。

任安宁抬胳膊碰了碰阿凯，“媒体局又在故技重施”。

阿凯耸耸肩膀表示无奈。

后面的美国记者不干了，他用英文质问新闻官巴德先生，“我们不是去爆炸点吗？现在去哪里？”

巴德先生十分淡定，“我们是去爆炸点，不过是去昨天上午的爆炸点。”

“媒体局为什么总是阻止我们进行第一现场的采访？”车里有人喊道。

“为了大家的安全，我们是在保护各位记者朋友”，巴德先生说。

“停车，调头，我们要去第一现场”

“你们萨尔国严重影响了媒体的独立性和新闻自由”

“你们是在绑架国际记者”

......

车里的吵嚷声愈演愈烈，可新闻官和司机却无动于衷，任由各国记者愤慨，他们不为所动。

大巴车摇摇晃晃了将近两个小时，才到达一座废弃的教堂，现在成了纳卡战区的临时避难所。

任安宁透过车窗看过去，这个教堂并不大，她想：大概有四分之一个朝阳公园那么大？

从小丰衣足食的女孩无法具象地形容这个避难所，巨大的落差让她无法合理衔接。

任安宁下了车，一步一步踏进去，她的心也在一点一点往下沉。

这个教堂应该是废弃很久了，墙皮斑驳不堪，布满弹孔。

坑坑洼洼的土地上，密密麻麻地搭满白色帐篷，很多帐篷都是坏的，瘸着腿儿，漏着风。

无家可归的人们乱哄哄地拥挤着，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伤，泛黄的纱布裹住伤口，鲜血往外沁着，他们干巴巴地枯坐在地，眼神里全是迷茫。

任安宁和大志才到纳卡一个星期，巴德先生对他们在生活上颇为照顾，巴德先生靠近他们，一边往里走，一边用阿语向他们介绍：“这里在一夜之间涌入五千二百人，大家都是为了保命，流离失所，逃亡至此，他们有点钱的开着小车，没钱的赶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