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女天皇宠信和尚导致奈良时代政变

日本奈良时代政变的起因：藤原仲麿是藤原武智麿的第二个儿子，不到四十岁就跻身殿上人之列。749年七月，圣武天皇让位于有藤原氏血统的阿倍内亲王(内亲王即皇女所封之亲王)，就是孝谦女帝。同月，藤原仲麿拜为大纳言，并在次月就任新设置的紫微中台的长官——紫微令中卫大将。他的权力逐渐攀升，逐渐凌驾于左大臣橘诸兄和右大臣藤原丰成(武智麿长子，仲麿之兄)之上。

藤原仲麿竭力维护已经逐渐跟不上时代需要的律令制，时隔十四年后，再度下令班田，并且调整服役男丁的年龄，以减轻百姓负担。但对于当时的朝局来说，这也无异于杯水车薪——圣武天皇在位的时候就笃信佛教，下令各国都要建设国分寺和国分尼寺，在京都附近也大修寺院，建造大佛，耗费巨资，给百姓带来沉重灾难，圣武天皇虽然退位，身为上皇，这种行为却并未停止。因此藤原仲麿的执政，未必能给底层民众带来多少好处，但却得罪了相当多的贵族，尤其是新兴庄园主阶层。

一方面因为执政者的专权，反对派想要推翻执政者，另方面执政者为了镇压反对派就更加肆无忌惮地攫取权力，两方面矛盾就这样恶性循环下去，终于点燃了“橘奈良麿之变”的导 火索。且说天平胜宝八年(756年)五月，圣武上皇去世，遗命以天武天皇之孙道祖王为东宫。然而据说这位道祖王在为上皇服丧期间私与侍童淫乐，行为举止极度龌龊并且不敬，于是次年三月即被废黜了东宫之位。

道祖王是否真的那么不堪呢?现在普遍认为，那是藤原仲麿的阴谋或者刻意诽谤所致——就象中国汉代被权臣霍光废掉的昌邑王一样。总之，为了立新东宫之事，孝谦女帝召集众臣商议，仲麿力排众议，拥戴和自己关系亲近的舍人亲王之子大炊王。最终，大炊王成为储君，仲麿的权势和声望都达到了顶峰，他遂于第二年推动孝谦女帝下诏，施行其父藤原不比等制定但搁置了整整三十九年的《养老律令》。

这是天平胜宝八年(757年)五月间的事，到了七月，橘诸兄之子橘奈良麿终于再也按捺不住了，利用百姓苦于寺院佛像建造之机，联合对藤原仲麿不满的皇族和大伴、佐伯等氏族，策划发动政变。当时平城宫正在修缮，孝谦女帝在田村宫议政，橘奈良麿的计划是，首先在田村宫暗杀藤原仲麿，然后废黜大炊王的东宫之位，并逼女帝退位，在盐烧、道祖、黄文、安宿四王中选择一人继承天皇宝座。然而组织中出现了叛徒，山背王和中卫府舍人上道斐太先后将政变阴谋密告孝谦女帝和藤原仲麿，女帝和仲麿先下手为强，火速逮捕了阴谋策划者，将橘奈良麿和黄文王等首谋者处以极刑，将协从四百余人尽数流放。

或许是为了纪念平安度过危机，当年八月十八日，下诏改元为天平宝字。天平宝字二年(758年)八月，孝谦女帝退位出家，东宫大炊王登基，就是淳仁天皇。这时候，日本仿唐之风达到了顶点，竟然把官名也全都按照中国的习俗加以修改，藤原仲麿就被任命为左大臣，改称“太保”，还下赐了新名“惠美押胜”。两年后，他又升任为太政大臣，称“太师”。

太师惠美押胜所以能够一帆风顺、青云直上，主要靠了两个大后台的支撑，一个是圣武天皇的皇后藤原光明子，另外一个就是孝谦女帝。然而光明皇后在760年去世了，而孝谦女帝(此时为上皇)也因为僧人道镜的问题于762年开始和淳仁天皇相对立，惠美押胜站在天皇一边，结果把上皇给彻底得罪了。

道镜为河内国人，出自弓削氏，初从义渊修习法相宗，后长住东大寺。752年，他应孝谦女帝之邀入宫做道场，761年更藉看病之机受到已经退位的女帝的宠信。传说孝谦上皇和道镜的关系很不一般，这不免令人联想起武则天身边的白马寺主持薛怀义……然而就算道镜真是上皇的面首吧，以日本的婚姻习俗来说，这也并非十恶不赦的大罪，然而惠美押胜偏偏极端反感道镜，数次怂恿淳仁天皇向上皇进言，要将道镜赶出京去。

有传说惠美押胜也曾是孝谦女帝的入幕之宾，因此当上皇抛弃了他，转而钟意道镜后，他才会如此愤懑不满。总之，因为道镜问题，上皇和天皇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天平宝字六年(762年)六月，上皇从隐居处迁回平城京，并宣布剥夺淳仁天皇的权力，国家大事和人事赏罚都由自己颁诏施行——退位的天皇以上皇之名重掌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日后“院政”的滥觞。

淳仁天皇和惠美押胜为了反击上皇的专断，开始秘密策划，由押胜一族控制了禁卫军的指挥权以及近畿地区数国的行政权。天平宝字八年(764年)九月，淳仁天皇任命惠美押胜为都督四畿内、三关、近江、丹波、播磨国兵事使，并命令以上地区每国征召二十人以充禁卫。押胜秘密下达了每国征集六百人的动员令，以演习为名聚集和训练士兵，准备起事。

惠美押胜犯了一个大错误，想要打击上皇势力，早在孝谦上皇返回平城京的时候就该动手了，等到上皇重掌政权两年以后再想发动政变，时机已经错失，人心早就转向。果然，计划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