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东江镇危机

天启七年（1627年），天聪一年，正月，皇太极派二贝勒阿敏进攻朝鲜，同时攻毛文龙，是为丁卯之役。在金军的不断围攻之下，毛文龙损失很大，不得已退回皮岛。

毛文龙把丁卯之役的失败归咎于袁崇焕与大金讲和，因此坚决反对同大金“议款”，袁崇焕则指责毛文龙“误天下而苦边”，并虚报铁山战功，“不能以一矢加遗”毛文龙对此极为不满，上疏辩解，并对朝鲜译官不点名批评袁崇焕“不忠不义”。

之前袁崇焕派去与毛文龙商议移镇的赵佑、徐敷奏二人中，前者被杀于石城岛，后者虽然逃回，但不断被毛文龙以招诱两万辽兵为由要求处死，那时袁、毛两人开始结下梁子。丁卯之役后两人的矛盾已经公开化。

天启七年（1627年），乾清宫，天启帝朱由校，全身浮肿，臥床不起，长期沉缅于声色犬马之中，又饮仙方灵露饮，以求长生，此时已经病入膏肓。

八月二十二日，崩于乾清宫，遗诏以皇五弟信王朱由检嗣皇帝位，改元崇祯。崇祯，你说他是个好皇帝？他是亡国之君，你说他是昏君，可他又是个勤奋节俭，奉公克己的皇帝，或许是一个错误的人在错误的时间，当上了错误的皇帝。

随着崇祯帝清除魏忠贤、重新更换一套班子，毛文龙陷入了危机。崇祯帝新任用的兵部尚书阎鸣泰就是先前主张毛文龙移镇的人之一，此时再次提出移毛文龙于盖州。

崇祯元年（1628年）正月到二月，原登莱巡抚武之望、工科右给事中潘士闻、御史范汝梓等纷纷弹劾毛文龙，崇祯帝同意查核东江兵额，并下令讨论毛文龙移镇之事。

与之相对，丰城侯李承祚又接连上疏为毛文龙表功，被崇祯帝斥为“浮谈市德”。 面对新皇帝对他的怀疑以及移镇之议再起，毛文龙不得不上疏为自己辩解，并强调盖州一带“四围沙漠，无地樵苏，且隔海百里，粮草难继，此兵志所忌之地也”。

移镇之议因崇祯帝以王在晋替代阎鸣泰为兵部尚书而被搁置，但核实调查东江兵马数额的举措却被继续推进。崇祯帝委任户部员外郎黄中色负责此事，四月初抵皮岛，毛文龙拿出一本记载六万二千人的花名册，黄中色清点之后发现只有三万余，并于六月奏称东江有兵三万六千余人。

毛文龙对此上疏称黄中色只点了皮岛的兵，还有其他岛屿以及出哨屯种的官兵没有调查，并宣称“各岛兵丁精壮者合计实有十五万”。 在此期间还有很多为自己辩解的上疏，“语多桀骜”。

崇祯帝继续派登州海防道王廷试去核查东江兵额，七月底由登莱巡抚孙国桢报称只有二万八千人。崇祯帝同意按此数额发饷。 在此期间，毛文龙声称自己在镇江与后金对峙，屡有斩获，又攻复州、海州、金州。

十月，他声称于阵中招降刘爱塔，并以刘爱塔还在后金的兄弟为内应，奇袭萨尔浒城，斩三千余级，俘虏六十九人。 不过，崇祯帝在七月曾言“文龙献俘，似多非实”，又在十一月对毛文龙有“宜从新策励，实图报效，不得但以牵制虚声藉口塞责”的警告，说明他对这些战绩已不太相信。毛文龙也清楚自己的不妙处境，“常常抚膺大恸”。

毛文龙身处争议漩涡的风口浪尖期间，本来就与他有隙的袁崇焕出任蓟辽督师，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来京觐见，八月出关赴任。袁崇焕尚未出关时，就与阁臣钱龙锡密谈毛文龙问题，他主张采取“入其军，斩其帅，如古人作手”的方式来除掉毛文龙。

赴任之初，他忙于整顿关宁兵马，暂时无暇顾及处置毛文龙，到十二月才确定“斩帅”之计。 此后，他在与钱龙锡和兵部尚书王洽的通信频繁议及此事。 在此前后，崇祯帝也屡与辅臣及兵部尚书密议东江之事，虽然讨论内容不得而知，但肯定不是对毛文龙的利好。

就在崇祯帝怀疑毛文龙、袁崇焕也欲对毛文龙下手之际，发生了毛文龙两入登州的风波，使他的处境更加危险。毛承禄明知事态严重，也深知最后的结果，却无法劝慰毛文龙，只能在广鹿岛闷声发展，做好最坏的打算。然而毛承禄不知道的是，他轻轻扇动的翅膀，历史的轨迹也在悄无声息的改变，这难道就是平行世界。

为了控制毛文龙，袁崇焕出台了禁海改道之令，即登莱一带禁海，将原本起于登州的东江运道改为从山海关起运，在觉华岛换船，一切船只需得督师衙门挂号才可出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