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出生在70年代

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一年，我出生在黄土高原上一家地级市的人民医院，是家里的老幺，也是家里唯一的儿子。据姐姐们说，当时她们和父亲去医院，看到一个刚出生的小孩子在一个铁笼里哇哇的哭，父亲说看，那是你们的弟弟。如果当时我一直在地级市成长的话，我的人生轨迹肯定会和现在发生很大的变化。

父亲没有什么文化（当时大多数人都没怎么上过学），因为招工政策父亲到一家印刷厂当工人，母亲在农村照顾孩子，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像父母这样的家庭配置已经很非常不错了，已经能算得上是“小康”了。70年代的交通基础条件非常差，要从地级市回一趟在地区管辖范围内的县城老家，至少需要两天时间，给父亲回家探亲造成了非常大的不便。为此，父亲便强烈要求调回县里，以此方便回家，利用假期和休息时间照顾家里。父亲有吸烟的习惯，听父亲说是因为当时老想着调回县里，却迟迟没有结果，他的心情比较烦闷，就买了烟抽，没曾想，从此这个习惯伴随了父亲40多年。现在因为身体原因，父亲也戒掉了几十年的烟瘾。父亲调回县城后，原来的单位慢慢就没落了，父亲后来一说起这件事觉得很庆幸，如果不调回县城，说不定和他的师傅一样（高中期间，父亲专门到地区去看望他的师傅，因为厂子倒闭，早就失业了），过的穷困潦倒。父亲申请调到县上工作，却歪打正着的避开了下岗失业的困境，人生就是这么捉摸不透，你的一个不经意的选择可能改变我们今后的人生路。

现在很多时候，一想起父亲和母亲，觉得亏欠他们太多，他们在老家和姐姐们生活在一起，我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却在离他们千里之外的南方，就连每年1次回家看他们的最低期望都不能保障，自己就是一个不孝的儿子。

我们姐弟3人能有现在的生活，非常感谢父亲的坚持和付出，父亲给我们姐弟3人说，他小时候的生活条件更艰苦，奶奶在父亲9岁的时候就过世了，爷爷一个人抓养五个儿子，最大的大伯17岁，最小的当时才1岁半，不得不送给别人家养育，当时能活下来就是个奇迹。父亲说只要你们想读书，我就算砸锅卖铁也供你们读下去，如果不喜欢读，他也没有办法，那就干脆早点退学，做其他的事，自己的路自己选择。父亲说他就是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在单位只能干最辛苦最基层的活儿，希望你们不要再走我的老路。在父亲的支持下，大姐、二姐学习刻苦，一直学习比较稳定，考上了省里的师范专科学校。而作为家里独子的我，父亲和母亲还是很惯着我的，相比姐姐们，我是比较聪明的，但也比较调皮捣蛋，小学期间，学习一直很好。在我四年级的时候，父亲想转一个农村户口到县城去，把学籍从村小转到县城第一小学去，征求家里人的意见。母亲说大姐已经读初一，二姐读五年级（五年制直接考初中），就把我转到县城读小学。姐姐们后来说母亲还是偏心，偏我这个儿子，村学的只能考县二中，而县城第一小学可以考县上最好的学校——县一中。人生啊，就是这么神奇，如果没有这次转学转户口，我的人生会是怎么样呢，会和后来一样的走向吗？也有可能我早就回农村侍弄家里的几亩地去了，也或许会去参军，更或许是考上师范当小学教师去了……哎！人生没有如果，就像路遥在获奖没有领奖路费时发出的感叹一样：“狗日的人生”。

说到母亲，我最最亏欠的人就是母亲，最最愧对的人也是母亲。父亲在县城上班，务农和照顾三个孩子的活路全落在了母亲瘦弱的肩上，母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但她却很要强，有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80年代开始，一些先富起来的人买了黑白电视机，我们小孩子喜欢去隔壁看电视，隔壁的老奶奶对我们看电视颇有微词，母亲为了满足我们能看电视的心愿，年底卖了家里的肥猪，买回来一台电视机）。在刚包产到户的时候，如果家里没有强劳力，单靠一个妇女去打理10几亩农田（一半平地、一半山地）是非常困难的。母亲每天疲于奔命，也没有办法把所有的土地管好，反而自己也落下了一身病。所以从很小开始，我们姐弟仨人就帮着母亲干家务，做农活，母亲对我们也很严格，不希望我们比别人差，当然，母亲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比较简单粗暴，那就是打骂。只要一犯错，母亲一定会给我们一顿教训，好让我们长记性，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多年以后，我也理解了母亲的心情，一个人承载了极大的生活压力，求人不得，老看别人脸色不如自己努力，她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再遭受别人的白眼，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不如别人，所以对我们的要求很严格，想让我们能靠自己的努力过上好日子。这也是我现在工作生活的座右铭。

刘德华的《笨小孩》是我们的真实写照：哦……宁静的小村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陆零年代，十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七零年代，发现呀，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花自然会开，哦……转眼间那么快这一个笨小孩又到了八零年代，三十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经过了九零年代，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没有钱在那口袋，哎哟往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哎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