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8章 经济与党争(十九)不可替代性

中极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南宁候高务实已经闭门谢客十日之久，心学派官员上疏弹劾的风潮也已经神奇消失。然而，即便皇帝已经在这十天里连下十七道旨意请元辅回阁视事，高务实却依旧“优哉游哉”地不肯出门，甚至在第八天的时候跑去他在城北的见心斋别院，视察京华工匠学堂去了。

现在朝堂已经乱成一片，尤其是内阁两位阁老赵志皋与周咏，每天都请司礼监代为奏请皇上，说元辅再不回阁，内阁已经要无法辅政了。

按理说，内阁但凡有一位阁老在做事，就不应该会出现“无法辅政”这么离谱的情况。因为从正常的权力运作流程而言，六部及都察院等执行部门在上奏时就会提出“部议”，也就是处理意见，那么内阁这边如果实在不行，你就直接照抄这个部议也不是不行嘛，怎么就“无法辅政”呢？

然而，以前这么干没关系，现在好像真不行。朱翊钧这些天已经听赵志皋和周咏说了很多次了，现在很多事都是高务实一手操办，而且以往根本没有先例，六部也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出了情况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置——万一现在的处理与元辅的设想不符，到时候元辅回来，谁去顶这个雷？所以对于这些事，部议就变成了“无例可循，惟请圣裁”。

“圣裁”当然只是说说，万事都圣裁，那还要内阁干嘛？可问题是六部不敢瞎搞，赵志皋和周咏也一样不敢瞎搞，于是大眼瞪小眼之后，还真就直接“惟请圣裁”了。

这下子，压力来到朱翊钧一边了。他和高务实御下的风格其实很像，本质上都是只定大方向，不管具体事的，以前这些具体的事都是高务实去处理，他倒也没觉得难办。然而现在高务实撂了挑子，一大堆具体事务摆在他面前，他看了也是目瞪口呆——这都是些什么玩意儿，朕也不会啊！

比方说这些年一刻未停的税改问题。高务实虽然早已明确了大方向，但是每年都会根据实际财政状况来进行一些小幅度的调整，这些“小幅度调整”未必是直接调整整体税率，而有可能是调整征收比例，也有可能是调整征收序列。

这么说有点难以理解，举个例子：一般来说江南地区作为朝廷最重要的税源地，通常都是第一波就要征收的，但今年江南也有不少灾情，一些地方被朝廷免税，一些地方被朝廷减税，还有一些地方是缓征——比如今年少交或不交，明年后年乃至更久的时间要补交。

那么，今年交多少，明年交多少，后年交多少……你这个县先交，还是隔壁县先交，各自交多少等等，这些事就是调整征收比例和征收序列。

由于税法改革这一块从头到尾都是高务实在负责，“全盘考虑”这玩意儿只有高务实脑子里有规划，其他人包括户部的四位侍郎都不知道，或者都知道得不甚全面，因此只要高务实不在，别人根本顶不上，望着收支表全都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那你说，先大致上处理一下难道就不行吗？根据经验、对照收支表做点细微调整难道也不行？还真不行，因为今年开支巨大，谁都不知道这“百川”一般的税收细流最终应该汇成多大一片“海”。

这“海”可是有明确作用的，万一收少了，西征军那边补给不足吃了败仗，几百年来第一次出兵收复西域的大战略因此受挫，谁敢背这么大个黑锅？

至于你说，可以先就着西征军的用度，把救灾赈灾这边当做可以调剂的用度行不行？也不行，因为现在救灾赈灾已经被纳入考课法的考课范畴，尤其是你当地如果闹出流民潮导致民变，那对于官员考课可是致命打击。

换句话说，你内阁和六部这边敢扣地方官员原本应该拿到的赈灾款，那人家是真敢跳着脚上疏骂人的。考课法一年比一年严格，不止是对地方官的压力，反过来也会倒逼中枢的处事态度。总的来说，就是大家都只能一天比一天严格，可以“调剂”的范围一天比一天小了。

以上还只说了税收这一块，实际上“财政”这个概念比“税收”要大。自从高务实执掌财权，大明朝廷已经从典型封建社会的那种“只要百姓不造反”逐渐在往“发展社会生产力”过度。

换句话说，地方官员想要考评优异，除了维稳这个永恒指标之外，还要讲“GDP增速”了。正如高务实三十年前就和高拱提到的过的那样：一个好的县令要能让当地税收连年上涨但老百姓却不会产生怨言。

高拱当年认为这很难，大概率会导致县令连年加征，同时对当地百姓的反对声音加强打压，最终就是前几年出成绩，而达到临界值之后直接爆发民变。

这就是封建社会的典型思维，即便高拱也很难跳出其外，因为在他们眼里，社会生产力是恒定的，你但凡多收税，一定只会导致老百姓负担加重。

实际上，大明在朱元璋时期定下的商税之所以低到几乎能忽略不计，思想根源也出在这儿——朱元璋不是不收商税，他也是收的，只是他认为商税一旦收多了，物价立刻就会上涨，因为商人最是奸猾，他们是不肯吃亏的，所以最终倒霉的还是老百姓。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