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清污除弊(上)

高务实作为一个穿越者，对于眼下大明的实际情况算是有着深刻的了解。自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于1368年在南京建都称帝沿及今日，明朝的国祚已至二百年，其整个统治正趋向腐朽。

在吏治上来说，政尚姑息，事多苟且，大小臣工，容隐宽纵，贿赂公行，使得法度渐驰，纲纪不振；作为国家重要统治机器的军队，兵不常练，将无得人，尽管有不断的清军、勾军之举，可实际上依旧是逃亡成风，或是为势豪隐占，在营者多老弱病残，加以法令不严、赏罚不明，战斗力已极为低下，甚至连军队的哗变也时有发生；而与朝廷土木、祷祀之役，月无虚日，缙绅豪强对土地财富的掠夺空前疯狂相对应的，则是中外府藏殚竭，民无果腹之粮，兵缺银饷马草，自耕农则大量破产，奴婢佃户的数量不断增多，农民抗租、抗税、抢粮、索契等斗争时有发生。

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一些行业和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运动也在悄然崛起，以世俗的情趣、民间的格调为特质的市民文化，以言志派文学与浪漫主义为主体的文艺思潮，以慕尚新异、追求艳丽为导向的社会风尚，构成了社会发展中的一种新的旋律，广大市民反掠夺、反迫害的斗争风起云涌，接连不断；伴随着阳明心学思想的日趋腐朽，尤其是王门后学虚无主义思想和清谈学风危害的不断暴露，以颜钧、何心隐、李贽等为代表的异端思想家主张对私欲的认可与人格独立，在思想界涌动起人文主义思潮，而以反虚务实、救世拯民、注重生产、鼓励工商、复兴自然科学等为标志的实学思潮迅速拓展，所有这一切都在冲击着旧的封建统治的樊篱。

与此同时，世界格局也在经历着剧烈的变化。公元1566年，即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也即朱翊钧四岁之时，以破坏圣像运动为先导，在尼德兰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等到了1588年，也就是原本历史上朱翊钧登基后的

虽然阳明心学在后世有无数拥趸，高务实也对王阳明本人“心向往之”，但若是站在眼下救世拯危的立场上，他却认为此时的王学后人已经完全走途歧途。这些人只是一味务虚，大有当年玄学昌隆时的景象，于国于民已经毫无益处。这些人讲究的是“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恩”——简直笑话！

且不说后来明亡之时此辈之中到底有多少人真正做到了一死报君恩，就说这种做法，难道就应该提倡了？尔辈高官得做，厚碌得享，却正事不为，只知袖手谈心性——纵你心性再好，于天下何益，于黎民何益？要是按照高务实的看法，这种人，还真不如“一死”为妙，而且早死早妙！

是以在高务实来看，欲救晚明，唯兴实学！

高务实所出身的高家，便是国朝实学大宗之一，而高拱本人，对于实学更是身体力行，并将之竭力推及全国上下。后世史学界一般认为张居正为明代实学“王霸并用派”代表人物，虽然也不算错，可是他们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一点：高拱才是

成王败寇，一至于斯。

若历史可以假设，高拱未必不如张居正做得好；若是历史可以假设，高拱恐怕比张居正做得更公正！

这并非高务实出身高家就站在高拱的立场上说话，而是确实有史为证的。

后世之时，因为某本书的爆红，史学界不断掀起明史热潮。在这一热潮中，有学者为了塑造张居正“高大全”的英雄形象，极力贬损乃至丑诋、厚诬高拱，并反复强调“高拱留下来的是一个内忧外患的烂摊子。”这种所谓的“烂摊”说，不仅抹煞了高拱的治边功绩，而且也同历史事实相悖。故此，另有部分严肃学者立刻加以驳斥。

事实上，高拱执政伊始，便面临着嘉靖以来南倭北虏大肆侵扰的局面，边疆局势岌岌可危。为扭转这种局势，他一方面大力推行军事改革，如创建兵部官员储备和特迁制度、边将休假和内迁制度、军备人员不职误事的惩罚之制等，以提高明军的战斗力；另一方面又运用“南剿北抚”的靖边方略，大刀阔斧地进行边政整顿，在东北、西南、西北、南方开创了“边陲晏然”的新局面。

至于其所采取的灵活务实手段，高务实知道，在接来下的两三年中即将一一展现。

不过此时朱翊钧毕竟只是个八岁的太子，隆庆皇帝因为自己童年的悲催遭遇而对朱翊钧的童年是否快乐十分关注，直到此时还只是让他稍稍读书识字，没有正式进学，因此指望朱翊钧跟皇帝说一说就能对这样的大事起到关键性作用，高务实是不甚看好的，所以这事如果要成，明显需要加码，而且是加一重码。

于是高务实微笑道：“太子若是就这般去和圣上讲，恐怕圣上还会有些犹豫——正如冯厂督方才所言，外廷群臣恐怕会群起反对，所以这件事必须有一重臣在外廷附和，才能促使圣上下定决心。”

朱翊钧先是有些愕然，想了想，突然有些泄气：“可是，我不认得外廷臣子啊，更何况还得是重臣。”

冯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