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 格洛丽亚的回忆 无路可退

见到他时，他裹着浴袍，敞着胸口，一个人在露台倚着木栏吹风。我走到他身边，他微笑了一下，继续悠然沐浴着天际的晨曦。从近处看去，他一脸倦意，淡青色的胡茬刺破了柔嫩的肌肤，还未刮去。那双蓝眼睛微微闭着，刚好可以让我看清他睫毛被阳光勾勒的弧度。

他睁开眼，我寒暄似的看了一下他的眼睛，然后匆匆撇开目光。很奇怪，最近我变得十分怯懦，总会控制不住地移开眼睛。和他说话时，我会感觉脸颊发烫，喘不上气，心跳得很快，有时候甚至会疼。我私下去图书馆翻阅了几本关于常见病的书，给自己做了诊断——我中暑了。早晨的空气十分凉爽，但我感觉自己的脸又开始变热，所以我走到阴凉处坐下。

身后连通起居室的玻璃门开着，我可以嗅到多种花香混杂在一起的味道，那香味有些怪异。我朝室内看去，发现我送他的那盆蓝紫色鸢尾花在木质小圆桌上静静绽放着。这时，他也走过来坐下，顺着我的目光，看向那盆鸢尾花。

“你喜欢吗？”我鼓起勇气问。

他没有回答，反问我：“你花了多少钱？”

“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拿钱给你。”他说着就要起身。

“不用了。收下它。如果你给我钱，我会把它毁掉。”

“其实，你——你们什么都不用做。我以为你知道这一点。不用给我买什么东西，那是个很蠢的主意，你不该勉强自己。”

“这个很蠢的主意是你朋友想出来的。”我提醒他，他目光中的不赞同刺痛了我。

我送给他花，因为那是他的生日，还因为我希望他的朋友能够喜欢我，就像他们狂热地崇拜他一样。我一直不懂该如何跟那些自视甚高的聪明人相处，听着他们才思敏捷、火花四溢的谈话，我总感觉很拘谨，不知如何融入。他们对我也无甚兴趣，虽然彬彬有礼，但一点也不亲密。而门罗——人人都爱门罗，大家因他聚集在一起，组成一个团结的艺术家俱乐部，相亲相爱，互帮互助。

他的客人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名流。弗雷多·苏尔曼尼是诗坛冉冉升起的新星。诺曼·阿卡利看着颓废，我却听人说今年有三部他担任编剧的电影上映。伊莎贝尔·奇丽欧和水星公司签订了合约，正在录制她的第二张香颂唱片。茱莉亚和双胞胎妹妹瓦妮莎出身著名的范德比尔特家族，她们一个在念艺术史博士，另一个是有名的调查记者，就连米切尔·科克都作为喜剧演员声名鹊起……这些才华横溢的人心甘情愿地聚在门罗身边，而他根本什么都没做，仿佛只要存在着，就足够成为领导着大家的灯塔。我永远无法成为这样的人。

“他们不总是对的。”他轻声说。我的心情忽然变得很坏。因为他虽然一直在批评他的朋友，但他的态度太过坦然，反倒像是在保护他们。是的，他保护朋友，不让他们受到我的攻击，我不过是个外人。

“好吧。”我说，看着翠绿的树海。

他看了我一眼，似乎在探询他的反应有没有伤害我的自尊心。

他继续就这个话题谈下去，罕见地说了很多话：“其实，我和你有相同的感受。你觉得他们明白自己在说些什么吗？他们中谁曾经尝过贫穷的滋味？谁知道隔夜发酸的面包多少钱？谁知道露宿街头，随时可能死去的心情？”门罗谈起弗雷多诗中的悲观主义，那就像是快要渴死的穷人如牲畜般疯饮池水，他却抱怨他们搅乱了他自怜的倒影。这些少爷小姐痴迷于用花哨的句子谈论苦难，那是因为他们并没有经历过苦难。高等教育给了他们旁征博引的能力，如果可以，他们会给每一句话都加上脚注，让听者相信这些观点的高明，但他们从不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或者说，他们只能借助某种介质——文字、音乐、绘画——才能产生感受，面对真实的生活，他们会被剥夺五感，无计可施。

在剖析他朋友身上的缺点时，他的语气很坦诚也很冷静，没有丝毫嘲讽或厌恶。他的观点简洁有力，不时抛出一个优美的比喻、辛辣的嘲讽，让人耳目一新。看来，这些看法在他心里藏了很久，久到足以让他打磨每个句子。但如果我没有主动问起，他从来不会、也不打算说出这些话。

“那为什么还要和他们来往？”

“他们并没有犯什么罪啊，只是一群迷茫的人罢了，”他说，“其实，我哪有资格批评他们呢？我和他们一样迷茫，一样迟钝，一样……愚蠢。”

他说：“也许真正的原因是，我也相信美可以改变世界。很傻，是不是？你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衣着，身体，行为，这些都很容易，但是改变人的思想是最难的。这世界上有太多罪恶和压迫，印度存在着罪恶的种姓制度，东南亚的难民饱受贫困和暴君的践踏，就连在美国这个自视为世界第一的国家内部，都存在着令人无法忍受的种族歧视问题。这个世界令我担心。因此，我希望赋予自己的生命以意义，就是尽可能制作出推动解决社会问题的优秀作品，也许很多年之后，我们的下一代可以迎来一个没有罪恶，没有压迫的美丽世界。如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