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和新面孔

我依稀记得到达柏林的时候，是一个晴朗下午。从住的地方到机场是2小时，机场到德国慕尼黑的飞机长达4个小时，慕尼黑到柏林的火车是5个小时。为了省钱，我把简单的飞行拆分成水陆空，旅途旅途从4个小时扩展到了10个小时。万幸的是，新鲜感带来的肾上腺素让人忘记了疲惫。我兴致勃勃的到达宿舍，办理入住手续。

我的房间是个双人间，但是舍友没有出现。我选择了床边的那个位置，紧张地期待着即将发生的故事。

在宿舍卸下行李，我在广场上流连了很久。即使在英国生活过一年，柏林仍旧展示着我从未遇见过的世界，宽敞的马路，恢弘的建筑，还有行色匆匆拿着咖啡知识分子。阳光是那么灼热，作为一个海边长大的孩子，我在以阴郁著称的欧洲大陆上，第一次晒伤。我花200块钱买一顶草帽，帽子上系着一条绿色的丝带，走动起来，在我红肿的肩头飘扬。

第二天是开学典礼。当天的气温是38摄氏度，红色的高温警告在手机上跳动。从宿舍走到礼堂的学生仿佛苦修的基督教徒，酷暑之下仿佛期待也融化了一些。幸运的是典礼是在室内举行的，不幸的是，400多年历史的礼堂没有安装空调。微妙的焦虑和期待，夹杂着各种口音的英语，在有限的空间里不断升温。我和两个女孩聊起了天，她们一个来自巴西，一个来自英国。英国女孩有点微胖，穿着一身青色的衣服，深色的头发和眼睛有点东方的韵味，她在曼彻斯特大学念书，读英国文学。巴西女孩的英文不够好，我没有听清她说的话，只记得她唱得很甜美，有一双迷人的大眼睛。说完了基本情况后，我们陷入了无话可说的沉默。我掘地三尺地想着话题，不时的笑几声缓解尴尬。

这时典礼开始了，我如释重负地从女孩们的谈话中解脱出来，看到她们也浮现出相似的表情。年轻的院长示意大家安静，开始用非常浓厚的德国口音致欢迎辞。德国人果然如刻板印象一样疏离而客气，内敛而矜持。她的欢迎辞写得很好，既表达了学校对学生们的欢迎，也介绍了夏校的结构和即将展开的一个月生活，穿插着一些小小的黑色幽默，引得场上一阵阵骚动。

欢迎仪式结束后，我们并肩走出礼堂，跟着人群到门口的雕塑前合影。身边走过来一个亚洲女孩，主动和我搭讪。她用带着口音英文自我介绍，Ada, 香港大学，大四，学信息交互。交谈中，我发现我们不仅住在同一个宿舍楼，而且在夏校都选了同一门课。她绽放出灿烂的笑，之后可以每天一起上学了。我被她感染，心里对未知的不安消减下来。阳光很好，习惯了英格兰的阴雨连绵，这样的阳光像额外的恩赐。

“say cheese—” 那位发言的女士大喊，我抬起头的瞬间，看到相机镜头的红光闪烁。

夏校的教学楼藏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教室。摸索着爬到4楼，绕着走了一圈，终于在尽头找到402。我急得满头大汗，身上的衣服糊在身上，黏腻的很烦躁。这时候距离课表上的上课时间已经过去了十五分钟。我跨进大门，诺大的教室只有三个人。我茫然地推出去确认了一下门牌，无误后又重新走进来。

其中一个坐在中间的男人站起来，对我笑：“没错，这是国际经济法的教室。” 他穿着一件蓝色的衬衫和米色的短裤，人高马大，好像古代披甲上阵的将军。我害羞地点点头，有点不好意思地快步坐下。难道这个班只有3个人？不应该啊。

昨天遇到的香港女生Ada不久也到了，看到我如释重负地笑了笑，朝我挥挥手，走过来坐在我旁边。“我找这个教室找了好久，没想到大家都没来。”我说。“对啊，我以为德国人都很准时哎。”她回答说。陆陆续续有学生匆匆忙忙地闯进来，都显得很疑惑。又过了30min。终于差不多到齐了。

大家自我介绍了一圈，发现都来自于不同的国家，韩国、墨西哥、法国······大家的母语都不是英语，心态上让人感觉要比英语母语人更开放些。然而，听到他们来自的学校，无一不是各个国家的名校，我有些不安地抿抿嘴，介绍自己的时候，把我的学校说得轻了些。所有学生介绍完了之后，那个古代将士也自我介绍，瓦西里斯，希腊人，35岁，现在还是博士在读，是我们的讲师。香港女生凑在我耳边说，“他好帅，不知道是不是单身。”我瞧了瞧瓦西里斯的短裤，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下课之后，大家聚在一起聊天，法国小哥提议去酒吧熟悉一下。我不喜欢吵闹的酒吧。为了和同学们赶快熟悉起来，便也答应一起去。法国男生跑去问了瓦西里斯，出乎意料的，他也答应了。

就这样20来人，浩浩荡荡地往酒吧前进。社交如火如荼展开，我却愈发窘迫，不知道怎么开启话题。捧着一杯玛格丽特，我躲进卡座的角落，希望有人能主动发现我然后跟我聊天。一个和我差不多高的墨西哥小哥走过来，我们简单聊了聊基本情况，他似乎有些醉，带着啤酒味的气息喷在我脸上，我头皮发麻，往后躲了躲。他又继续讲在他的国家生活的烦恼，我偶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