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恩嘉特

了国家。为了我们将来的国家。我们不能在一伙人把国家拖向深渊的时候什么也不做，是不是？”

电话铃在这时候响了起来，我没有接，铃声停了，片刻后又坚持不懈地响了起来，我道了歉去接电话。

“西贝尔·埃德斯坦？”一个女孩的声音问道。

“是的。您是……”电话里声音变化很大，一时间没有听出是谁。

“是我呀，兰肯·霍恩嘉特。”

“原来是你，518。”一提到她，我首先想起的不是名字，而是我们的编号。

“无情的610！”她也笑了，“一出来就把我忘了。我今天上午到你威廉草地街的家，见到了你家的女仆，我费了好大力气证明自己是谁，她才告诉我的你这里的电话。”

“抱歉……最近事情太多了，而且我父亲又——”

从圣马乔丽出来以后，各种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竟然忘了和她的约定，一封信也没有写给她。幸好她来了，要是再过几周房子退了，她还以为我给了假地址。

“不用道歉，我也看到报纸了。”她说，“我怕太冒昧，才没有去葬礼，刚才只是一时激动，不是真的说你‘无情’。”兰肯放柔了声音，问我这些天怎么样，要不要出去约见一下，散散心。

挂掉电话，回头看毛奇小口啜着咖啡，和希尔德互递着眼神，好像有了什么新的发现。

“怎么了？”

希尔德手指在自己杯子上轻轻地敲着，见我终于等得着急，才说：“我想这个圈子并不大，你知道我父亲的这位朋友，他姓什么吗？”

“什么？”

“霍恩嘉特。”

正如希尔德说的，这个圈子并不大。当我和兰肯在蒂尔加藤公园见面时（希尔德也在场），兰肯说她以前就知道希尔德，只是那时她父亲和希尔德的父亲霍夫曼先生还不太熟悉，她自己也胆怯，就没有主动结识。

“我父亲是最近出狱以后，才和你父亲往来频繁的，”希尔德叹道，“他告诉我，人总是在经历磨难以后，才能认清什么人值得深交。”

“对了，40年的圣诞节，我好像在凯撒霍夫酒店见过你们，”兰肯问，“你们在党卫军的大厅里唱歌，是不是？我当时在旁边的小厅，和我哥哥在警察局的同事们在一起。”

“我们两个都没有唱歌，只是拿了蜡烛。再说，要不是被点了名，谁愿意唱那种奇怪的圣诞歌，一点点和平的祝愿都没有。”希尔德说。

兰肯敏感地意识到希尔德心态已经转变，不太愿意提起那件事，“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慢慢看清了真相。”她很体贴地说。

兰肯虽然性格温柔，但也不是胆怯的人，三个人很快商定了方案，以工人的名义把利维亚调到她亲戚家的服装厂去。

“如果她会做鞋子，就再好不过。”兰肯说，“我哥哥可以给她办理新的证件，把姓氏改成德国人的。”

“很好，就这么说定了！现在我们三个要去大吃一顿，庆祝新认识了兰肯，以及成功解救利维亚。”希尔德一拍手。

后来，兰肯私下又对我说：“你知道吗？艾美尔——也就是103，你记得她吗？我出来以后，也曾经想让她去服装厂的，原本圣马乔丽也同意了，她本来手艺就很好。但是没想到，最近她病了，卧床不起，就没有成功……”

“过几天我们去看看她。”我说。

“可是以什么名义去呢？”兰肯问。

“你记得伯格曼吗？她一直希望给自己孩子转个更好的学校，因为他的孩子在原来的学校受到同学的欺负，我想可以从这里入手。改天把她约出来，谈一谈这件事。”

兰肯望着我，“你怎么知道她想给儿子转学？你见她的机会，比我还少呀！”

“是……带我出去的那个党卫军军官闲聊时告诉我的。”

“帮你找回绿色皮包的那个党卫军吗？他看起来并不凶狠，还很机灵善良的样子。”兰肯说。其实我指的是海因里希，但她想到的却是雷德。

不过谁都无所谓了，反正这个信息只是我刚刚“灵感”发作，跟他们两个都全无干系。

后来的一切都很顺利，我给伯格曼的儿子做了心理评测，表明他有一些阅读障碍，希尔德帮孩子重新联系了一所更好的学校。

伯格曼千恩万谢，带我们去探望艾美尔。她还用着我那个绿皮包，只是见我时有点不好意思，用一只大手捂着包走路。

艾美尔的身体并不是很差，我们去时她如常正在缝纫机上给一件衣服上袖子。看到我时盯了我一会，看样子是认识我的。

“610，你的家人不会来接你了。”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