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

，我有时很难把它说出口，总觉得“我离开了”要比“我走了”郑重得多。

可能我就是有着矫情的职业病，喜欢咬文嚼字，周思昂口中的“离开”让我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十分残酷的事，我考研的理由很充分，离开他的理由却不充分。

我尝试着辩解，告诉他我只是选择了一条更适合自己的路，同他讲我会在他这一届高三毕业后离职，我想他可以理解我。

他果真懂事，甚至理解过了头，他问我，如果没有遇上他，没有插手他的事，我还会不会打算离职。

会不会呢？我也不清楚这个问题。

他或许不是一个特例，没有他，我可能也会遇见另一个深陷泥沼的学生，我还是会想要拉一把，还是控制不住感情用事，只是他让我更早地明白了，我眼里的世界是多么的泾渭分明。

学术的乌托邦虽是一叶障目，但至少我还能蒙蔽着，说服自己去寄希望于未来的改变。超人是不存在的，我得接受自己的无能与渺小，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领域，谋一份生计。

“并不是因为你，我们都只是努力生活的人，谁也没有压倒另一个人的重量，离职是我综合考量的决定，你不要往自己身上瞎想，好吗？”

我的话大概有了作用，他紧绷的表情放松了些，开始和我聊起别的话题。

他说他假期待在家里很无聊，除了写题就是画画，天空每天都阴沉沉的，搞得他心里不舒服。他有天散步碰见一只流浪狗，冻得奄奄一息，毛都脏兮兮一绺一绺的，送去宠物医院的路上还有微弱的喘息，到医院后不久就去了另一个世界。那时候他想着，要是自己能早一点捡到小狗，说不定真的能成为它生命里的救星。

可是没有那么多巧合的时机，任何事情都没有常态，生命一旦出现凋败的信号，迟来的援手也会成为阻力。

我听着，不知道他是在说那只小狗，还是在说别的什么，我不安地觉察到，他不仅是身体病了，连心都生病了。

大学时期，我短暂地学习过教育心理学，可理论与实践中间横亘着巨大的鸿沟，在真正需要学以致用的时候，我发现我跨不过那条深沟了。

那天临走前，周思昂问我，是不是要考首都的研究生，我回了他“是”，他没有立刻作出反应，却在我握上门把的一刻叫住了我。

“许老师，我想考到首都去。”

很久很久，我都没有听过他说“想”了。

他有了想做的事。

无解的命题中，我又看到了渺茫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