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1999

对此种评价，在M国进修的茹争流毫不知情，以至于1998年她学成回国之后面对这种舆论环境一脸懵逼。

1998上半年，已经各种头衔加身的名导曹伟明新片扑街。

这部中京电影制片厂的重点影片，以一名城市底层青年为引，讲述他自学成材，从工厂奋斗到机关，在岗位上鞠躬尽瘁的故事，力求从这个小人物身上展现大时代的变迁。上映之前，很多人都认为这部电影将会成为曹伟明的又一代表作，对这部电影报以极大信心，甚至有不少人认为它可以再现《大船》的盛况。

但在五一上映以后，只有第一天票房还行，接下来已经不能用“一路走低”来形容，它根本没有循序渐进地过程，完全是雪崩，不到一周，已经没有什么普通观众买票，后期基本靠机关事业单位包场。

这部片子的大失败引发了一系列反思，很多报纸杂志都就此现象进行了分析，提出疑问：为什么大家不愿意看这种片子了？是片子跟不上时代了，还是人们的品味越发世俗化，容不下高尚的情操了？进一步思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是要站得更高，指导人民群众的艺术品味呢，还是到群众中去，用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吸引他们呢？……

茹争流看着手里的报纸大惑不解：“这还用问？优良传统，到群众中去啊，越是抱着影响大众的目的，就越要大家喜欢啊。大家平时生活已经很累了，谁愿意花钱去电影院听报告。”

谷从跃对这篇文章的另一段极为不满：“就是！我们的贺岁片怎么就迎合低俗品味了？大家喜欢看，愿意给我们花钱。大过年的，一家人乐呵乐呵多好。”

凤羽影视推出的贺岁片在1998年春节取得了巨大成功。

刚开始宣传的时候还有人说：大过年的大家都走亲戚，谁有工夫到电影院。大年三十那天票房确实一片惨淡，别说没有观众，电影院也都放假，大伙儿都在家吃年夜饭。到了大年初一，没想到票房“嗖”一下就蹿起来了，电影里不少笑料和春晚小品的段子一起随着人们走亲戚的脚步口口相传，一下就成了社交必要谈资。大概放假在家啥事没有和平时不怎么走动的亲戚干坐着也挺烦的，不少人选择一块儿去看场电影：又不用应酬，又一块儿打发了时间，还收获了快乐和将来的谈资，简直完美。

随着电影的热映，批评声也随之而来。其中比较主要的批评就是艺术性欠缺，商业性太浓。有杂志把片子里的商品一样一样都列出来，非说全都是收钱做的广告。唐广军觉得十分冤枉，那里头一多半都不是赞助商的产品，只是普通道具，他贱兮兮撰文表示：“花了钱打广告的商家很高兴，又多了一次曝光，没花钱的更高兴，白白多了一次免费广告。”

他这种贱兮兮、又精明又充满优越感的样子很难让人喜欢，很快又多了许多冷嘲热讽，后来甚至有小报展开了地域攻击……

这些风波让唐广军迅速由名不见经传的野生导演变为炙手可热的喜剧名导，他非常享受这种处于舆论旋涡中心的感觉，整个人得意得都快飘起来了。

谷从跃开始也是很高兴的，但和放映方结完账之后陷入了深深的郁闷中：不少放映方报上来的票房和电影的热度根本不相符。

偷票房这事在没有大院线、没有统一的结算系统时代太普遍了，不少小电影院收钱放人进去看电影根本不记账，有些过分地，明明卖了100张票它能只给你报20张。

他跟茹争流抱怨：“这两年偷票房的事越来越严重，除了派监查员去抓，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可哪能有那么多人去盯。这就是杀鸡取卵，再这样下去，谁还拍电影。”

茹争流对此也无话可说，她也并没有什么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办法。

谷从跃发了会儿愁，畅想：“要是允许私人开电影院就好了，咱们自己开电影院，放自己的电影，赚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的。”说着他把脑袋转向茹争流，眼睛亮晶晶，“到时候在咱们宁市专门开一座24小时电影院，里头24小时就放你的电影，别的什么都不放。老婆，你下部打算拍什么电影？”

茹争流回国以后，一直在思考接下来要拍摄什么样的电影。她和谷从跃商量此事，问他目前公司需要什么样的电影。

谷从跃立刻对她表明态度：“公司当然需要能赚钱的电影。但我会从其他项目赚钱，这些你都不用考虑。你只要考虑你想拍什么样的电影。”

越是没有限制，越是自由，越让茹争流觉得难以下手。她这次进修学习了很多新的表现手法，这些手法多半能带来更新鲜刺激的视觉体验，比较适合用在文艺片儿或者动作片里，可惜这两种类型她都不怎么擅长。

陆续想出几个方案，还没有拿出来评估，她自己就给否决了。她不断提醒自己，不要跟风，不要投机，一个导演一辈子拍不了几部电影，人起码对自己要诚实。

1999年，社会上充满告别旧时代迎接新世纪的氛围，报纸上总出现“千年虫”和“世界末日”话题，还有不少专栏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