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当了纺织工人

咱俩能够跻身于工人阶级的队伍，是上苍的垂怜。能够成为一名纺织工人，更是恍若梦中。素有“冀南棉海”之称的滏阳城，是一座古老的城市。20世纪50年代初，依托雪白的棉花资源，造就了纺织工业历史的辉煌。在城市北部一条不足7米宽的石渣路旁，自西至东相继建起了纺织机械厂、印染厂、织染厂、丝绸厂和四家棉纺织厂。这条原本不起眼的石渣路，从此得名联纺路。滏阳城的纺织工人，几乎占到了市内人口的10％。由于棉纺织厂是国营企业，工资又比较丰厚，当地便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小闺女快快长，长大了考纱厂”。都把能进棉纺织厂，当成一件幸福的事儿。

联纺路上的纺织企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隔着一条平坦的柏油路，北面是厂，南面是家。上下班的路上，最多不过五分钟。工人们上班一起做工，下班回家也打头碰面。做饭时借棵葱、要瓣蒜，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儿。大家彼此融洽，就像亲人似的生活在一起。平常时分，联纺路很安静，人少车更少。可是一到上下班时间，安静的联纺路便欢腾起来了。即便是子夜12点钟，上夜班或下中班的工人，也会把沉静的夜闹得沸沸扬扬。

如今，滏阳城像全国各地一样，也在经历着□□的洗礼。城市南北，被两个不同观点的造反派分别控制。北派叫“野马奔腾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野总”；南派叫“浑身是胆雄纠纠战斗总队”，简称“浑战”。叫来叫去，一个成了“野种”，另一个成了“混蛋”。两边的造反派虽然后来都咂摸出了味儿，可招牌早已打出去了，改是没办法改了。而“野种”里面有“混蛋”，“混蛋”里面也有“野种”，斗争颇为复杂。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于是，两家造反派都在拼命肃清窝里的败类，闹腾得不亦乐乎。

联纺路两边，到处贴满了大字报和红色标语口号。造反派费了不老少的劲儿，看得却没有几个人。那些大字报再贴得不牢，大风一吹满天飞。三班倒的纺织工人，除了上中班，早班夜班下班以后都要开会。造反派隔三岔五还要召开厂级批判大会。即使很烦很烦，也不敢不参加。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几百名天津社会青年，先后两批走进了国棉五厂。前者220人，被戏谑为“二百二”，那是红药水的别名；后者250人，被戏谑为“二百五”，那是傻瓜的别称。咱俩连同郭家航、叶百香、庞树德以及黑铁旦和吴竞远，就是属于傻瓜这一批的。咱们的名单到了工资科，三下五除二，就给分配下去了。

我和郭家航、庞树德分进了前纺车间，你和叶百香、吴竞远、黑铁旦分到了细纱车间。这一下，可把吴竞远高兴坏了，喊着叫着，多亏了“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把他跟你分到了一块。叶百香拽着你去工资科，要求调到前纺车间。不想工资科长是个倔老头，说什么也不肯通融。

咱们俩跟叶百香、郭家航、庞树德、黑铁旦偷偷商量好了，都要求上甲班，却故意向吴竞远放风，说是咱俩被分配到乙班了。吴竞远信以为真，便向车间强烈要求把自己分配到乙班。等到上班那一天，吴竞远才发现受了蒙骗，急得眼珠子都红了。他急急火火地去找车间主任，撒谎说你是他的女朋友，死活要求分到一个班。车间主任是个软心肠的天津老大姐，架不住吴竞远软磨硬泡，只得把他调到了甲班。

在前纺车间，我和郭家航当了推纱工，每月工资41元。庞树德做了落纱工，工资是22元。你和叶百香在细纱车间做了挡车工，工资也是22元。吴竞远和黑铁旦也当了推纱工，工资跟我一样。那个时候，生活的最低标准是8块钱，咱们的工资就算不少了，养活自己绰绰有余。

我跟郭家航的工作，就是把前纺车间纺出的粗纱，推送到细纱车间，然后再由你们将粗纱纺成细纱。所以我与郭家航，可以随时随地跟你和叶百香见面。

说起来，纱厂是一个很开放的地方，男女工人打情骂俏习以为常。尤其是上夜班，闹得更凶。只要不影响干活儿，就没人来干涉你。郭家航那张臭嘴可算是有了用武之地，讲浑段子几乎成了他的第二职业。

这天上中班，我送完粗纱锭回到前纺车间，刚喝了半茶缸水，落纱长苟望川来到了我的身边。这个苟望川是个复员军人，老家是滏阳农村的，生得浓眉大眼，体格很魁梧，大家都喜欢叫他“狗哥儿”。他因为对厂级造反派头头崔四牛不满，所以参加了南派造反组织。

苟望川亲热地对我说：“我观察你好多天了，发现你是个干大事的人。‘野种’是个乌合之众。你参加我们‘浑战’吧，肯定大有作为。”我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参加‘混蛋’能有什么作为？”苟望川说：“小鲍，将来‘浑战’打败了‘野种’，国棉五厂就是咱们的天下，你还会再推纱吗？那时候，来个宣传部长当当多牛气！”我说：“我连个党员都不是，怎么当宣传部长？”苟望川说：“你都是‘浑战’的头头了，拿张党票还不容易？”我摇摇头说：“刚一进车间，工段长就叫我在‘野种’的名单上签字划押。如今已经是‘野种’的人了，再去当‘混蛋’，恐怕不